70年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巨變，離不開金融力量的執着創新，也離不開銀行業的貼身護航，更離不開社會資本的精準賦能。
用艱難的信用創造改寫着農村的貧窮，用豐滿的金融供給強壯着農業的身軀，用多元的信貸模式對接着农民的需求……70年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巨變，離不開金融力量的執着創新，也離不開銀行業的貼身護航，更離不開社會資本的精準賦能，同樣還離不開資本市場的靈敏策應。
信用社的立體與強身
在整个中國金融主體陣容中，農村信用社是唯一一個與新中國農村同時邁步的金融機構，這一服務農村的草根金融組織最初由中國人民銀行直接領導，基本職能是通過社員入股方式吸收民間資金，同時兼收社會儲蓄。然而，由於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农民家庭經濟收入普遍微薄，且對新的金融事物存有心理抵觸，加之商業化儲蓄供給非常有限，農村信用社的融資半徑受到了極大的抑制，其面向農村的金融服務功能沒有任何起色。
1979年農業銀行恢復了市場合法身份后，農信社也因攜帶相同的“農”字基因順理成章劃歸到了農行管理門下。到了1996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明確了向現代企業轉變的方向，農信社才從農業銀行的行政隸屬關係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民主管理的企業法人，農村信用社的市場化改革跨出了關鍵的一步。
農信社自我改革的第一步探索以縣為單位的統一法人產權制度，這種制度構架雖然可以保障農信機構支農支小的職能定位不產生較大偏離，但“小法人”性質也部分限制了自身的風控、創新等能力，於是在縣域法人制建立與實施了約八年之後，農村信用社啟動了新一輪的管理體制改革，即將農村信用社的管理由中央交給省級地方政府負責，之後全國各地按照要求相繼成立了省級農村信用社聯合社。
在省級信用聯社建立的同時，農村信用社也展開了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最終約用了5年時間，全國農村信用社集體改組成了農村商業銀行。資料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國有農村商業銀行1397家，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數30.45%。
建構多層次金融供給主體
因農村信用社的羸弱，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農村金融的配給始終處於盲區狀態。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寫了農村土地權屬關係，也導致了生產經營主體的重建，農村產業結構也呈現出多元化，農村經濟體量日漸壯大，相應地對金融服務提出了更強烈與更廣泛的需求。對此，完全依靠合作金融已經很難持續覆蓋所有的金融需要。
動態來看，基於成本管控的驅動，自1996年農業銀行撤併縣級以下商業網點以及隨後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積極跟進后，雖然短期內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農村的金融供給，但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接踵而至，商業銀行的涉農服務功能也得以重啟。目前，除了農業銀行設立了“三農”金融事業部之外，郵儲銀行還搭建了“三農”金融業務管理架構，5家大型銀行和10家股份制銀行設立了普惠金融事業部或其他專司普惠金融業務的部門或中心，面向農村市場的條線化管理體制和精準化運營機制已然成熟起來。
其實，當初國有銀行將業務重心轉向城市，一方面倒逼了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同時也為新的農村金融服務主體的誕生留下了空間，因此，作為繼農信社存量改革之後的農村金融增量改革成果就是村鎮銀行的設立。統計數據显示，至2018年底，全國已開業村鎮銀行1674家，總資產規模突破1.68萬億元。
多層次、廣覆蓋與可持續是農村金融歷經70年厚積而成的真實鏡像。至2018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鄉鎮覆蓋率達96%，涉農貸款餘額達32.68萬億元；當然，有一個數據值得特別注意，那就是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對農村的扶貧小額信貸餘額達2488.9億元，扶貧開發項目貸款餘額為4429.13億元，由此催生出了一個全球性奇迹。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7.7億人， 2018年末減少至1660萬人，同期農村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到1.7%。
多元化的“輸血”模式
農業與农民的信貸風險在客觀上比其他產業與主體都要大，完全依靠金融機構的純商業化供給安排除了產生金融自我抑制外，也會衍生出相應的金融風險傳遞。對此，圍繞着實現高效化與無風險化以及便捷化的農村金融供給，我國創建了多種形式的“輸血”模式。
“政銀擔”模式，即政府扶持或直接出資設立擔保公司，對符合條件的農業信貸項目提供擔保，銀行再發放貸款。該模式一方面將銀行與農戶“一對多”的關係變成與擔保公司的“一對一”，減少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發揮了財政資金的槓桿作用，同時降低了銀行信貸風險。
“政銀保”模式，即保險公司為貸款主體提供保證保險，銀行提供貸款，政府提供保費補貼、貼息補貼和風險補償支持，達到財政、信貸、保險的三輪驅動。該模式既可以發揮保險增信作用，弱化對抵質押物的要求，农民據此獲得快捷優惠的貸款，同時實現政府、銀行、保險機構的風險共擔。
“銀行貸款+風險補償金”模式，即由財政資金建立風險補償金，合作銀行提供無擔保、無抵押、低成本、簡便快捷的貸款，當出現不良貸款時，按約定程序和比例從財政風險補償金中予以補償。該模式的一方面弱化了對农民財產抵押物的要求，調動了銀行積極性，有效提升了貸款可得性，另一方面發揮了財政資金“以小博大”的作用，政府風險補償金通過槓桿撬動銀行貸款。
“兩權抵押貸款”模式，即农民以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住房財產權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該模式賦予了“兩權”抵押融資功能，盤活了農村存量資產，也有效拓寬了农民的融資渠道。而為了消除“兩權抵押貸款”風險，全國許多金融機構還創設了“兩權+第三方擔保”、農村多產權組合抵押等多種信貸產品。
“農村互聯網金融”模式，即以互聯網為載體，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打破傳統金融模式的時間、空間與成本約束，提升農戶信貸可得性。目前除了螞蟻金服、京東金融等互聯網企業嵌入農村金融外，以新希望、大北農為代表的農業供應鏈服務商，以海爾產業金融為代表的產業資本，以宜信、農金圈為代表的P2P網貸平台，紛紛進入農村金融領域，“三農”領域的互聯網金融總體規模超過了2400億元。
魅力四射的農產品期貨
相對於全球最早誕生的商品期貨，農產品期貨在中國受制於整個經濟大背景，雖然推出的時間要晚得多，但之後增量擴容的步伐卻遠遠走在了世界前面。自從1990年鄭州糧食批發市場邁開我國產品期貨市場第一步，目前我國期貨市場已經上市了24個農產品期貨品種，累計成交量29.83億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農產品期貨市場。
作為農產品期貨市場的衍生品種，我國還創新推出“保險+期貨”模式，該模式建立在“農產品價格指數保險”之上，即農業生產經營者因市場價格大幅波動、農產品價格低於目標價格造成的損失可以獲得經濟賠償，而結合了“期貨”因素后，便可利用期貨市場分散價格波動的系統性風險。資料显示，目前納入“保險+期貨”的農產品試點項目超過了40多個，且由價格保險延伸到了收入保險。
農產品期貨市場具有價格發現功能，即期貨價格所代表的是未來商品價格真實性、連續性變動趨勢，由此可以對利益相關者產生明晰與強烈的指導作用，如农民利用期貨市場確定生產規模；農業飼料公司利用農產品期貨限定最高買價；農產品經營者利用農產品期貨為客戶提供靈活的銷售方法，農產品貿易商利用期貨市場確定成交價格等等。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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