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響團體生活 學生變得更難管教
除了修法，韓國教師也主張由教育部直接處理校園霸凌相關案件。
據他分析，在低生育率、競爭激烈的環境里，家長不再視學校為“共同體社會”，而只是希望學校以自己的孩子為中心進行教學。因為這種心態，家長開始刁難教師，最終導致學校的共同體瓦解。
光州教育大學前校長朴南基也反映，疫情期間，為了應對緊急情況，教師通過個人手機和聊天工具等與家長直接溝通。教書之外，需要處理的工作也大幅增加。疫情后，這樣的情況也沒有好轉。
宋基昌建議政府完善法律，保護教師。目前，教師被家長投訴引發的法律糾紛，教師得自己承擔聘請律師應訴的費用。但宋基昌認為，如果涉及侵犯教師合法教育權，校方應該提供支援。
韓國《兒童虐待法》規定，任何人知道虐待兒童行為或懷疑有虐待兒童行為時，可以向地方行政單位和調查機關舉報。《兒童福利法》第17條第5項則禁止“危害兒童精神健康及發展的情緒虐待行為”。
不過，日本教育學者、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小野田正利（68歲）並不認為日本成功解決了問題。他告訴《韓國日報》，要化解教師和家長之間的矛盾，關鍵是家長須明白學校不是萬能的，須明確學校的責任，學校不能無限接收家長的投訴。
韓國教員團體總聯合會認為，法律條款對“情緒虐待”的定義含糊不清，以致家長可輕易誣告教師，妨礙教師履行責任管理課堂和適當管教學生。
隨着人民學歷普遍更高，“怪獸家長”也隨之出現。
一名小學教師當天站在發言台上說：“我曾被家長舉報‘虐待兒童’，理由是我告訴學生‘上課帶課本’‘上課時不準開手機’。家長如果對班主任不滿，打一通電話就可以舉報孩子被教師虐待。我們因為不想和家長發生矛盾，開始放棄了對學生的生活指導。”
不滿當局至今沒有具體行動，韓國教師群起走上街頭。10月28日，約20萬名教師身着黑衣，如同一片烏雲在首爾國會附近集會。自從朴老師7月逝世后，教師們幾乎每兩周上街示威，這已經是第11場。
母親也執教鞭的朴姓女子（24歲），小時候的志願就是當一名好老師。首爾教育大學畢業后，她於去年3月被分配到首爾瑞二小學教書。這所小學位於韓國著名的富人區—首爾瑞草區，因靠近法院和中央監察院等法律機關，許多家長從事法律相關工作。但也因為這樣，這裏成了教師們“想要躲開的學區”之一。
韓國小學教師工會今年7月對2390名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有多達99.2%的教師反映自己的“教育教學權曾被侵犯”。其中，遭家長惡性投訴的案例最多，佔49%。其次為學生對正當的生活指導不回應、無視、反抗（44.3%）以及學生的惡言和暴行（34.6%）。
鄭媛熙說：“目前獨生子女很普遍，家裡的小皇帝和小公主愈發受到家長的保護。家長的性格改變不了，所以需要能保護教師的法律制度。”
金鉉洙建議韓國參考日本的例子，開展“健康家長運動”。日本社會認為，有效控制“怪獸家長”的方法在於有其他“健康家長”，這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媒體向社會廣泛宣傳“怪獸家長”現象，也有助於重新樹立社會規範。
學者在分析韓國保健福利部和兒童保障院的數據后發現，2021年遭家長舉報虐待兒童的1229名幼稚園和初高中教師里，最終被起訴的只有1.6%，即20人。
調查：多達99.2%教師稱教育教學權曾被侵犯
韓國警方始終沒有公布老師的姓名，媒體事後也只探知她姓朴。
今年7月，疑因遭學生家長惡意投訴，首爾一名小學女教師不堪重壓在校內自殺，震驚韓國社會。接下來的三個月里，另六名教師接連輕生，引起韓國社會對教師處境的高度關注。
朴老師負責的一年級班，有數名問題學生，經常都有家長找她投訴，讓她倍感壓力。今年7月，班上一名女學生惡作劇，導致同學額頭被鉛筆劃傷后，雙方家長都不停地轟炸投訴她，甚至一天打十幾通電話訓斥她不配當老師。朴老師最終在教室旁的儲藏室輕生。
她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透露，近期學校有一名家長懷疑老師對孩子不公平，就讓孩子帶錄音機上學。這名老師在知道自己被錄音后，難以專心上課，開始感到喘不過氣，但校方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採取任何行動。
上街示威的教師們明確提出四項要求，即修改《兒童虐待法》和《兒童福利法》第17條第5項；查明教師自殺事件真相；自殺教師應當認定為“因工死亡”；“學校霸凌”相關事件，全面移交教育部處理。
“教育權和學生人權應該取得平衡。當前的政策偏向加強學生人權，看不出有保護教師的權利，這是問題所在。”
兒子已上小學六年級的姜良承（49歲，家庭主婦）就堅決認為，教師不應該給家長手機號碼，免得被騷擾。她說，以前老師擁有絕對的權威，不可能出現家長和老師衝突的事情。“幾年前我老二讀小學的時候，情況也沒有這麼嚴重。一些家長太沒耐心了。教師可不是神。”
不過，警方經過三個月的調查，10月10日召開記者會稱，至今未發現家長犯罪的證據。
韓國全國教師聯誼會28日發聲明解釋：“雖然教育廳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但調查過程中，教師們不得不介入。但校園霸凌的資料，可能會記在學生檔案上，如果教師在調查過程中說了讓家長不高興的話，家長也會立刻舉報教師虐待兒童或情緒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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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冠病疫情，徹底改變了人們工作和學習的模式，也顛覆了老師、學生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方式。這加劇了老師們的壓力，在他們看來，學生也變的更難管。
執教15年的安永柱（40歲）是首爾西大門一所公立小學的老師。她很慶幸自己不曾和學生家長發生矛盾，但她受訪時透露，學校一名老師和學生一起參加活動時，給學生揉肩膀，後來被家長舉報虐待。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這名老師沉冤得雪，但得了抑鬱症。
孩子在瑞草區一帶上學的盧賢實（47歲，家庭主婦）對朴老師之死感到震驚，並質疑學校為什麼安排剛開始教書的年輕教師擔任一年級班主任。“低年級家長通常對教師的要求很多……假設讓有經驗的老師當了班主任，可能事情不至於這麼糟。”
有15萬名會員的“IndiSchool”小學教師交流平台上，時有教師哭訴被家長舉報的貼文，今年尤其頻繁。李榮娥認為這和冠病疫情期間的居家學習有關。
朴老師家屬的代表律師文有貞接受韓媒訪問時說：“人們能承受的壓力是有限的，如果說每件事情的壓力是1，積累后變成了10……如果是私人問題或有憂鬱症，相信她不會選擇在校內自殺。”
盧賢實也建議學校為較大的班級安排一名助教，以減輕班主任的工作壓力，也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和老師交流。
根據統計：10年144教師自殺
曾承接教師被投訴案的律師全鉉珉強調：“要求修改《兒童福利法》並不是要賦予教師特權。《兒童虐待法》不應適用於教育活動相關、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法律糾紛。”
金奉濟說：“高學歷家長認為是他們繳稅，支付了教師的工資。他們認為教師應該是服務者，而非引導者。只要教師的行為或教學方式不符合家長的期望，就可能遭舉報。這種舉報行為不僅讓教師哭笑不得，最終更會害了學生。”
為保護兒童福利和防止兒童被虐的法律遭家長濫用，成了霸凌老師的利器。韓國教師強烈要求政府檢討條例，在保護兒童人權和教師教育權之間取得平衡。
韓國教師走上街頭收集公眾簽名，希望能獲100萬人簽名支持修改《兒童福利法》。（姜貴瑛攝）
淑明女子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宋基昌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過去部分教師體罰學生引起社會公憤，於是政府制定了對策，但卻束縛了教師的手腳，侵害了教師的教育權。
怕被投訴改卷不打叉 不敢參与調查霸凌案
安永柱申訴：“如果教師帶學生到戶外活動，發生任何意外，教師得要負所有責任。如果家長投訴孩子被教師精神虐待，這也得教師自己想辦法解決，不會獲校方保護。看到這種情況，我對這份工作真的失去了信心。”
韓國一群教師10月21日在首爾光化門廣場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查明瑞二小學教師的死亡真相併修改《兒童福利法》。（姜貴瑛攝）
家長：學校應採取措施保護老師
小野田正利認為，日本在這方面的努力不足。他建議韓國社會藉此契機，就哪些是家長的正當要求，哪些是惡性投訴，達成共識。同時，教育廳應該成立由律師、醫生、輔導員、社會福利工作者等專家組成的工作組，為教師與學校提供支援。
首爾瑞二小學的年輕教師自殺引起社會關注，許多民眾出席追悼會獻花哀悼。（法新社）
已執教三年的小學老師鄭媛熙（32歲）已經是第四次參加示威。雖然她不曾被家長惡意刁難，但同事的遭遇，讓她決定站出來，與同行一起呼籲政府修改法律保護教師。
她說：“在本該和學生交流的年齡，居家學習阻斷了同學間的互動……低年級是小學生行為習慣、情感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他們應該在學校學習團體生活的規則，但因為疫情沒有機會學到，這讓教師的教學壓力更重。”
據韓國網媒Ohmynews報道，惡作劇女學生的父母分別是警察和檢查院內的調查官。這引起人們的臆測。全國教師工會隨後召開記者會，質疑警方沒有查明真相就匆忙下結論，“想把瑞二小學教師事件處理成私人問題”。
首爾市教師工會事後公開朴老師的日記，裏面寫道：“周一上班后，繁忙的工作再加上學生的大吵大鬧，我只感到一切都失控了，我想放下了。我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好想放棄。吃飯時我手顫抖着，快哭出來了。”
- 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AWARE） 1800-777-5555（婦女援助專線）
- 新加坡援人機構熱線（SOS）：1767（24小時）／關懷短信（CareText）：91511767
- 關懷輔導中心：1800-353-5800
- 心理衛生學院：6389-2222
- 新加坡心理衛生協會：1800-283-7019
然而，這一悲劇只不過是韓國教師遭霸凌現象的冰山一角。據韓國教育部統計，從2014年至2023年8月，韓國有144名公立學校教師自殺。其中，超過一半是小學教師（78名）、初中教師27名、高中教師39名。按年齡段來看，20歲至39歲的自殺教師達60人，佔41.7%。
家長濫用法律誣告虐待 教師吁修例保護教育權
首爾教育大學教授金奉濟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出，傳統上，韓國文化很重視尊師重道，但隨着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很多父母接受了高等教育，這一切開始改變。
在京畿道執教25年的小學老師李榮娥（49歲）10月21日也在教師聯合記者會上大吐苦水。她透露：“我們怕家長投訴孩子遭到‘精神上的虐待’，改考卷時都不敢打叉，改而打星星，分數也不寫。這就是當前老師們的處境。要修改法律，不應該讓家長濫用《兒童福利法》，以‘虐待兒童’為借口惡意投訴。”
專家吁加強宣導 把“怪獸家長”變“健康家長”
首爾明知醫院健康醫療科教授金鉉洙在最近出版的《怪獸家長的誕生》中就指出，這種“怪獸家長”現象也曾在香港和日本出現。
可是部分家長把教師的合法管教視為“虐待”，惡意投訴。 一旦教師被指控虐童，便會被停職，直到事件查明。韓國教師因此人人自危，面對家長和學生時時刻小心謹慎，對教室里的亂象則是無法，也不敢幹預和管教。
受訪家長對教師的處境感到同情，但也指出，學校和老師可以自行做出調整，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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